明拓《東漢曹全碑》，全稱《 陽令曹全紀功碑》，立于東漢中平二年（185年）十月。碑文記載曹全做西域戍部司馬和 陽縣令時的一些事跡。

明拓《史晨碑》，此碑兩面刻，統稱《史晨前后碑》。前碑建于東漢建寧二年（169年）三月；后碑建于建寧元年（168年）。均為隸書。現存山東曲阜孔廟。前后二碑如出一手，筆致古厚樸實，端莊遒勁。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明拓《史晨碑》，此拓本行三十六字，當為明初拓本。

明拓《張遷碑》此碑立于漢靈帝中平丙寅（186年），碑不知何時埋沒土中，至明初山東東平農民犁地時在地下掘出，遂為官府移置州學，1964年移藏泰安岱廟炳靈門。碑石精整完美，碑文為隸書陰刻。碑字書體樸厚雄強，為東漢碑刻隸書的代表作品之一。此碑傳世拓本，多為晚清時拓，舊拓稀少。 北京市文物公司所藏《張遷碑》拓本，為王戟門舊藏明代中期拓本，已剪裱成冊，拓本為白棉紙干墨鋪拓，紙地堅韌，墨氣渾古，字畫豐腴，沒有絲毫涂墨和填補，裝裱時也未改變字口，如實反映了碑石文字的本來面貌。使人臨摹時頗有筆法可尋。

明拓《張猛龍碑》，北魏正光三年（522年）立，正書。多別體字。如今山東曲阜孔廟。此為張猛龍之頌德碑。書法勁健雄俊。《平碑記》云：“書法瀟灑古淡，奇正相生，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。”此碑書法已開唐楷之先河，雖筆法與《賈使君碑》、《高貞碑》、《崔敬邕碑》相近似，而結體茂 密，變化多方，則首推《張猛龍碑》。中國歷史博物館所收藏的明拓《張猛龍碑》紙、墨均好，墨色好，紙也舊，故行家和鑒賞家一見就鑒別為明拓本。不但紙、墨都好，而且考據也全，“冬溫夏清”四字未損，這就是明拓依據。此為明拓好本，不易多得，此碑一般不拓碑陰、碑額，其明拓本一般都如此。它是魏碑三大系（張猛龍碑屬方筆道；鄭文公碑屬圓筆道；龍門造像記屬方中方筆道）屬于方筆道。故此碑成為研究魏碑的重要資料。

明拓《裝裱成冊，冊后有張廷濟、趙烈文題跋。此本可考之最早收藏者為明末清初之曹溶，次歸吾進，次歸秦褧孫，后歸陳劍伯。此明拓本，文字清晰，筆畫保存亦較完好，如“路遠”、“斯起”、“雹草”、“九門張公禮”等字猶存，為明拓本之確證。從書法藝術而言，該碑承漢晉草隸，下開唐朝楷書先河，為研究書法發展史的重要資料。

清初時期的拓本，沿襲明代拓法，幾乎與明末拓相似，故有些鑒定專家，把清初拓充為明拓。如北周《華山廟碑》，又名《華岳頌》，天和二年（567年）立，如今西安碑林，萬紐于奉敕撰，趙文淵隸書。額篆書題“西岳華山神廟之碑”，刻成二行。明郭宗昌等評此碑“盡緬古法，淺陋鄙野”。此碑一破漢至唐一般規范，即有此碑的撰、書者姓名。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有《北周西岳華山廟記》，原說明拓，紙、墨都不夠，幾經專家們鑒定為清初拓為妥。

乾隆拓

清朝以乾隆拓本為精，連康、雍時期的拓本都比不上乾隆時期的拓工好。因乾隆時期特別講究拓碑帖所用的紙、墨，這時的紙墨遠遠超過康熙時的紙、墨。其墨的成分較細，遠超過明朝，其原因之一，因明朝遺留下一些好墨，乾隆時期，除了用極好的墨作原料外，又揉入明朝的墨。由于舊墨新筆，寫出的字既光亮又烏黑。由于乾隆時期的墨超過元、明又極講究拓法，故乾隆拓本十分精美。尤其是乾隆時期的墨，用作烏金拓，那是最為寶貴的。如《三希堂法帖》的初拓本，都是一些漆黑發亮的佳拓本。用這批初拓的最佳拓本，賞賜給一些大臣，也許有幾十部或一二百部。捶拓時使用乾隆最好的墨，石面光滑，采取烏金拓，其拓本可謂光耀照人眼目。

清代法帖

清拓本還往往包括著較多的清代法帖在內。清代書法，前期基本上承明代舊風，崇尚帖學。清代的帖學不僅以晉之二王為法則，連宋的蘇、黃、米和元代的趙子昂亦包括在內。這時期刻帖盛行，較為著名的刻帖有乾隆內府刻的《三希堂法帖》、《墨妙軒法帖》（又稱《續三希堂法帖》），初拓本大多為烏金拓，墨色烏黑發亮。又有清乾隆三十三年曾恒德刻《滋蕙堂法帖》，嘉慶六年湯銘摹刻的《寄暢園法帖》。清初尤永福摹鐫的《秋碧堂帖》。同治五年孔廣陶撰的《岳雪樓鑒真法帖》。康熙二十九年由沈荃等奉旨模勒上石的《懋勤殿法帖》。清馮銓摹集的《快雪堂帖》，嘉慶十年成親王永瑆撰集的《詒晉齋法帖》。康熙二年卞永譽撰集的《式古堂法書》。清乾隆年間孔繼涑摹刻的《玉虹鑒真帖》。清乾隆五十四年畢沅撰集的《經訓堂法帖》。潘仕成集刻《海山仙館叢帖》等。這些拓本用紙除了陜西的皮紙、白棉紙、連史紙、竹紙等仍沿用外，尚有新生產的料半宣紙，呈黃、白二種色彩，還有桃花紙、朝鮮皮紙、六吉棉連紙、洋連紙等。一般來說清初拓以白棉紙作重墨拓。乾嘉時大多用黃色宣紙作淡墨拓，也有用料半白宣作重墨拓，清末以雙倍墨仿明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