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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自己的銀行卡、支付寶、微信等資金支付賬號提供給網絡詐騙者接收資金，再將匯入的資金購買虛擬貨幣，往往因為接收的資金是電信詐騙資金而被公安刑事拘留。

但當賬號提供者與詐騙者之間沒有證據證明存在明確的犯意聯絡，二者又不構成詐騙共同犯罪的前提下，此種行為如何定性？

司法實踐中產生了掩飾、隱瞞犯罪所得罪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爭議。

有的法院認為構成掩飾、隱瞞犯罪所得罪。

如：黃某一審刑事判決書【(2019）川0180刑初456號】

黃某2018年初開始從事虛擬貨幣交易，網名為“谷歌”、“king”的人聯系黃某，由“谷歌”向黃某提供資金轉入黃某的銀行賬戶，黃某在可飲可樂網站、火幣網平臺上購買USDT虛擬貨幣，并加價1%到1.5%后轉賣給“谷歌”，以此方式從中牟利。后黃某銀行卡因轉入資金來源于電信詐騙犯罪所得相繼被凍結。黃駿在明知“谷歌”匯入的資金有詐騙資金的情況下，為了繼續牟利，以每月工資6000元的價格雇傭被告人李某幫助其從事上述購買USDT虛擬貨幣交易活動。

后法院認為，被告人黃某等人明知系上游犯罪所得，仍通過交易虛擬貨幣的方式幫助上游犯罪轉移贓款，已構成掩飾、隱瞞犯罪所得罪。

有的法院認為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（以下簡稱“幫信罪”）。

如胡某一審刑事判決書【(2020）浙0111刑初372號】

胡某在明知他人利用網絡實施犯罪的情況下，仍提供自己的支付寶賬戶用于收款，再將所收款項直接轉賬或在貨幣Ｐｒｏ"ＡＰＰ上購買虛擬貨幣后轉出，并按照一定比例收取費用。后胡某雇傭被告人楊某等人為其提供支付寶賬戶以及購買虛擬貨幣。

后法院認為，被告人胡家某等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，仍提供支付結算幫助，情節嚴重，其行為已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。

以上案例，行為人均是先為網絡詐騙者提供資金支付賬號接收資金，后又在交易平臺購買虛擬幣，而對于實施了相同行為的定性，卻有掩飾、隱瞞犯罪所得罪與幫信罪的分歧。定性上分歧的后果，導致了二罪在構罪的標準以及量刑上均存在明顯差異。

掩飾、隱瞞犯罪所得罪構罪上沒有數額的要求，最高刑期七年；幫信罪需在構罪條件上需滿足支付結算20萬元或者違法所得一萬元，最高刑期僅為三年。

既然二罪的成立條件與量刑均有差異，在電信網絡詐騙中，提供賬號接收資金并購買虛擬幣，為何能夠在掩飾、隱瞞犯罪所得罪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之間產生交集？

雖然二罪都需以上游構成犯罪為前提，都需行為人明知上游犯罪的事實，但根本原因在于，為網絡詐騙提供賬號接收資金并購買虛擬貨幣的行為，既符合掩飾、隱瞞犯罪所得罪中“提供資金賬戶”的行為，又符合幫信罪的“支付結算”幫助行為。

有的法院認為，為網絡詐騙提供賬號接收資金并購買虛擬幣，包括了提供賬號的收款行為和虛擬貨幣的交易行為。

從本質上看，是“人民幣換虛擬幣”的過程，符合《關于審理掩飾、隱瞞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第十條，“提供資金賬戶”的“其他方法”掩飾、隱瞞犯罪所得。且從虛擬貨幣交易的過程上看，總體是一個資金轉移（人民幣轉換為虛擬幣）的行為。

因此，為網絡詐騙提供賬號接收資金并購買虛擬幣，應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處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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